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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廖汉生回忆录(续)》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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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廖汉生43岁,已是国防部七位副部长之一。翌年,中共首授军衔,七人当中,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获授大将衔,萧克、李达获授上将衔,最年轻的廖汉生为中将衔。其实,国防部副部长不具实权,只是一荣誉性职务,但这本应为大将、上将才得以拥有的光环如何落在仅为中将的廖汉生面前,始终一点令人不解。1956年,廖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7年,以中将军阶接替刘伯承元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调至握有重兵的北京军区,接替赖传珠上将任军区政治委员。

   廖汉生与贺龙、杨尚昆都是一点沾亲带故的关系。廖与贺龙同为湖南桑植人氏,两家仅隔一座山头。廖自幼与贺龙二姐的女儿订下了“娃娃亲”,什么都有 ,文革富含廖是贺的外甥女婿的传闻,大抵与事实相符。廖高小毕业之际,湖南农民运动的浪潮正席卷湘西,他跟随贺家姐弟走上了工农武装革命之路,自此与贺龙一家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中期,传说乡中妻子已殁,贺妻薛明便将延安时期的同学白林介绍给廖,白林,只是杨尚昆的妹妹。建国后,却又得知贺龙的外甥女尚在人世,但与白林的夫妻夫妻感情木已成舟,廖或者对前妻不免有负疚之感。与贺龙非同寻常的关系,文革前,是廖汉生政治上的正资产,这你说是他在中共建国后仕途顺利的重要意味之一。文革中,正资产变为负资产(这是没有 近年才老要 冒出的新名词),或者有你这名正一负,叙述其建国后军事、政治生涯的《廖汉生回忆录(续)》〔1〕,也就应该颇具可读性。

   1、杨尚昆的妹夫

   1965年11月间,廖汉生正在河北邯郸参加“四清”,得知白林的五哥杨尚昆被老要 免去中办主任职务,调往广东工作。“当时,大伙儿认为这只是一次正常的干部下放,能还上能 下嘛,没有想到其中会有什么间题报告 。杨尚昆遗弃北京时也没有对亲属们透露半点真实情况表”。“直到1966年4月14日晚,在华北局书记处会议上,我才第一次听到李雪峰传达‘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间题报告 ’”〔2〕,“从4月14日第一次听传达,到这次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老要 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没有向妻子白林透露没有 字”。

   中央高层的斗争,连廖汉生没有 地位的高干之后开始了了时都未察分毫,关系到妻舅政治生命的大事,也只是在组织上正式传达时才“第一次听到”,且必须向妻子“透露没有 字”,当时中共党内组织纪律之严实,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其实与杨尚昆关系不一般,但廖对杨经历的叙述却太少准确。廖谓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军委秘书长,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据《杨尚昆回忆录》,1940年,杨遗弃北方局回延安,北方局书记名义上仍由杨挂着,实际工作由彭德怀代理。延安整风时期,中央仅分配杨担任一点研究性工作,这与杨被视为是当时正受批判的国际派一分子有关,同一意味,其实杨1944年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由候补中委递补为正式委员,翌年“七大”却未能重新当选。当时,“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等接踵来到延安。中央决定我协助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接待来客,在接待美军观察组时用的对外身份是军委秘书长”,杨在下文中又一说法是“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3〕不管是“军委秘书长”或“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笔者认为,似应后者为确),按杨另一方的说法,都是“对外身份”。所谓“对外身份”,只是虚衔而都是实际职务,毛此时期不或者将任何重要军内职务交杨。他的实际职务是中央外事组组长兼交际处长。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李富春调任冀热辽中央局书记,据《杨尚昆回忆录》,“李富春同志一走,弼时同志提议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李富春同志临走时,把办公厅的工作向我口头移交”,“之后到了西柏坡才有正式的任命”。〔4〕什么都有 ,据杨另一方所说,他实际上自1945年已是中办(时称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1948年再由中央正式任命。而不论是1945年或1948年,杨担任此职务是在“解放前”而都是“解放后”。话扯远了。

   廖汉生说,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原在国务院教育部机关党委办公室工作的白林,“就或者尚昆的‘间题报告 ’,不适合做党办工作,调整到一点处工作”,“20天前一天,贺龙元帅来家传话给我,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事隔一天,王尚荣来到来家,转达了贺龙副主席的意见”。周恩来是什么意见?贺龙又是什么意见?廖汉生都没有说清楚。之后,“我向白林转达了领导同志的意见,要她接受组织的考察”,廖又分别向贺龙、叶剑英、李雪峰、杨勇、郑维山汇报了情况表。

   妻舅出事,妻子的工作都是作调整,要“接受组织的考察”。什么叫“株连”?这只是“株连”。不过,对廖汉生另一方,似乎一时尚未波及。

   2、扩编前的北京卫戍区

   忆及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后的紧张日子,廖汉生说:“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16’通知的当天深夜24时,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我传达了中央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的指示,并交代了北京军区的任务:调没有 师来京,归北京卫戍区建制”。

   廖接着说:“北京卫戍区原有没有 警卫师,担负着中央一级党政军领导机关、重要部门、重要场所和领导同志住地的警卫安全工作,分布在全城各个值勤点上。除此之外,卫戍区主只是领导北京市各区、县人民武装部和民兵工作,人员太少,机关不大,一度曾成为精简的主要对象。1965年前一天,卫戍区的力量有所加强,傅崇碧同志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廖汉生这里的叙述有不确切之处。按上下文理解,他以上说的是1966年5月北京卫戍区的情况表,而“北京卫戍区原有没有 警卫师”,应是1963年前的事。

   1963年3月,根据军委第168、170次办公会议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工作的决定,总参通知公安部队和北京军区:今后北京市的警卫工作统一由公安部队司令部负责,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师(含仪仗营)除建制仍属北京军区外,其日常工作由公安部队领导指挥。公安部队3月31日通知,首都警卫师的各项工作,自4月1日起由公安部队负责领导。该师自4月1日起启用新番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首都警卫师”。5月25日,军委决定,首都警卫部队领导体制变动后,仍保留北京卫戍区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北京市民兵工作,首都战备工作和一般卫戍勤务工作等。至此,北京卫戍区仅直辖18个县人民武装部〔5〕同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1963年是削弱北京卫戍区,加强公安部队,1966年倒了过来,撤除公安部队番号,加强北京卫戍区。

   1966年3月2日,根据军委2月4日指示,北京军区决定:由陆军第63军负责组建“北京卫戍区独立团”。该团编制员额1,60 0人,代号4885部队。3月27日,第63军将新组建的独立团移交北京卫戍区。〔6〕文革富含所谓贺龙要搞“二月兵变”的传闻,即为组建该团还上能 借北京市的大学房子临时使用,学生牵强附会、捕风捉影所引致。其实,组建工作与贺龙毫无关系,没有 仅有1,60 0人的新组建团,又如何要能“兵变 ”?

   3、杨成武的“再研究”

   北京卫戍区的扩编过程,廖汉生在回忆录中说得颇为完全:“要调没有 师的兵力进京,此事重大或者紧急。我立即按照杨成武代总长的指令,找到杨勇、郑维山、傅崇碧等同志,向大伙儿通报了情况表。大伙儿连夜商讨落实的方案,初步拟定调第63军第189师和第24军第70师进京,归卫戍区建制”,“第三三两天下午,我利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间隙,将昨晚讨论的经过和拟出的方案向杨成武代总长做了汇报。杨代总长表示:同意63军调没有 师,没有 师则还上能 提出几种方案来,再研究”,“当晚,我将杨代总长的意见及时转告了杨勇司令员”。其时,北京军区建制内共有6个野战军,其中没有 军各辖5个陆军师,分别是:

   24军:70、72、197师;

   63军:187、188、189师。

   另没有 军各辖没有 师:

   21军:61、63师;

   65军:193、194师;

   66军:74、196师;

   69军:28、107师。

   要太快地从各军中成建制地调出没有 师,太少,必须从24、63军各调出没有 师,北京军区提出的没有 是没有 十分便捷、合理的补救方案,根本无需什么“再研究”,没有 ,出乎廖汉生、杨勇意料之外,方案在杨成武处却卡了壳。

   据《周恩来年谱》,5月18日,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驻张家口的一九三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区司令由傅崇碧担任。……毛泽东阅后批:照办”。〔7〕

   如按廖汉生所述推断,周恩来上报给毛泽东的方案,提议者就仅是杨成武另一方,这并都是北京军区议决的方案。此事周并没有与北京军区协商,仅是与杨成武没有 人协商。驻张家口地区的陆军第65军,前身为1948年9月组建的华北军区第8纵队,1954年10月从朝鲜归国,辖193、194、195师没有 师。1960 年,195师调归军委工程兵建制,65军自此仅剩下没有 师,〔8〕如按周恩来、杨成武的方案再将193师调出,65军岂不只剩下194师没有 师?那还成什么军?或者,如何不将近在京畿的24军70师转归卫戍区(驻地无需变动),而要舍近求远,从宣化地区调来193师(营房要重建)?杨成武所谓“再研究”的结果,甜得匪夷所思!显然,在杨成武心目中,195师是华北山头的,70师都是。刚成立的卫戍区独立团,已是由华北山头的63军负责组建,现又先选折 从63军调入189师,再进而不合情理地从65军调入193师,杨成武意欲何为?这除了证明杨成武企图以华北山头彻底控制北京卫戍区外,还能有什么一点更好的解释?

   周恩来、毛泽东似乎一时都是明白其中奥妙,没有 上报,没有 就批,此事似乎也就板上钉钉,必须更改了。但北京军区杨勇、廖汉生还是据理力争。据廖汉生回忆道,5月19日下午,军区党委常委讨论,21日晚,又正式上报了方案。

   或者廖汉生记忆没有错,北京军区21日晚上报的方案,肯定与周恩来、杨成武18日上报毛泽东并或者毛批复了的方案有所不同。是不是 没有?廖汉生在回忆录中没有进一步加以说明,这或者是为杨成武讳吧。

   事情峰回路转。据廖汉生说,在5月26日首都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当场选折 调第189师和第70师进京,担负首都警卫任务”。据有关部门正式出版的军史,189师是于5月27日与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一道调归卫戍区,第70师迟至6月15日正式调归卫戍区。〔9〕不少学者论及北京卫戍区扩编一事时,只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即作定论,未知后头还有没有一段曲折变化。《周恩来年谱》中还有相似的一点未最终定夺或前一天有所变化之事,编者误作为定论记载,这是大伙儿在读《周恩来年谱》时须加以注意的。

   4、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廖汉生在回忆录中谈及与贺龙关系时说:“我跟贺龙的关系更长,更深。我跟贺龙是家乡人;我父亲就跟着贺龙,死在贺龙军中;我的前妻是贺龙跟我父亲做的媒,是他二姐的女儿,八九岁就定了亲;我多年在贺龙的大姐贺民英的队伍里,老要 到她牺牲;我参加革命是贺龙的影响和带领,入党是贺龙和关向应作介绍人;我从红军时期老要 到解放战争初期都是贺龙领导下战斗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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